张良与萧何、韩信为“汉初三杰”,刘邦曾称他“运筹策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外”。
位于秦岭西南麓的柴关岭紫柏山下,今属留坝县境。本名留侯祠,据传因纪念张良辟谷于此而建,但其说实为谬传。东汉末,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达30年之久,天师堂的设置遍及汉水上游地区。秦岭南麓的柴关岭一带即在其活动范围之内,于此设天师堂是可能的。张鲁及其祖张陵,均声称为张良后裔,为自己的传教活动编制了一个可靠的传承体系,后世的人们又替他们从另一角度作了焊接,编造出张良辟谷之地的传说。在明代中期以前,今张良庙址并无建筑。立于庙内的明碑有三通,其中两通为赵贞吉诗碑,一通为《紫柏山免粮记》碑,文中均未提到“留侯祠”或“张良辟谷之地”一语。又在庙东北一里处的道士墓内有八通墓碑、庙内存有一通墓志,其墓主均为清以后羽化的道士,而未见明以前的遗物。渭南人姚化晴于民国三十四年(1945)撰有《柴关岭留侯祠名胜考》一文(石印本),据有关文献和张良庙石刻所记,认定张良庙建筑之兴始于明隆庆五年(1571)。“此柴关之阿,在明代之前,仅为遁世不见而不悔习辟谷炼丹鼎者卜居之所。清以刘坝设厅,因其地与留侯庙近,遂转写刘坝为留坝,而取其雅训。自后,乃使不知者,以为留坝与留侯居地似有关联矣。然其地,初无与于子房也。故历汉、隋、唐,而其迹不着。”按姚化晴的推测,张良庙的最初建筑,当为赵贞吉居留柴关岭时的山馆。
据《留坝县志》录康熙三十二年(1693)所撰《留侯庙记》,张良庙实由汉中知府滕天绶创建,初名留侯祠。留侯祠建成后不久,即被僧人强占。乾隆年间,观察使丰绅将僧人逐出,恢复道观。旋因乾、嘉年间流民争占土地,张良庙的田产受到侵占,道士生计艰难。嘉庆十四年(1809),住持道士陈松石告于留坝厅并转汉中府。知府严如煜下令清查该庙地界,要求各占地棚民与张良庙成为佃种关系,按时完租。嘉庆二十一年(1816),严如煜又带头捐资,帮助陈松石对留侯祠进行了一次整修。
道光年间(1821~1850),张良庙的佃户们再次喧宾夺主,自称会长,不再交纳地租。住持道士陈永宁、易元棉无奈,赴西安八仙庵求援。八仙庵知客任永真于道光十八年(1838)接管了留侯祠,经过数年交涉,终于夺回庙产,并于道光二十五年(1845)在原留侯祠大殿的基础上,增建了三清、东华、观音、娘娘等四座大殿,又新修了钟楼、授书楼,以及进履桥、八卦亭、南北花园和杰阁等,使张良庙成为秦岭南麓最大的一处道教宫观。祠外逐渐形成一处小镇,称为庙台子。在修建过程中,陕安兵备道、汉中知府衙门等先后捐资数千两白银。至同治二年(1863),因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汉中,扩建始停止,计有六大院,150余间房舍,今丈量占地面积达42万平方米。二门楼楣刻“保安观”三字,但始终未见此名通用。
民国中期,因抗日战争,柴关岭和紫柏山成为西南、西北间的重要交通咽喉,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及重要军事战略物资多由此过境。时有马含真(法舜)住持留侯祠,开采矿石,兴办铁厂,并在南花园经营宾馆,庙台子小镇亦随之扩大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路过此地,从马含真之请,为留侯祠题词:“送秦一椎,辞汉万侯。”并为傅至溎墓题联:“自古神仙皆智勇,一生进退本从容。”1950年代初,张良庙庙产被政府接收,但仍住有道士。1984年,住守张良庙的最后一名道士羽化,留侯祠遂中止道教香火,庙产由文管所保护。2008年4月,重新开放为道教活动场所。